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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前的中阿文化翻譯史:回族知識分子的埃及行

  • 原標題:新中國成立前的中阿文化翻譯史:回族知識分子的埃及行 來源:

    8月6日晚間在哥倫比亞大學北京中心舉辦的講座“萬隆會議之前的南南翻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与埃及”中,美国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ry)韩嵩文(Michael Gibbs Hill)教授分享了他最新的关于新中国成立前中阿文化的翻譯史。在那一特定時期,中國回族穆斯林前往埃及愛資哈爾大學學習及生活,並在前後互譯了大量阿拉伯與中國文學著作。 
    作为威廉玛丽历史学系副教授、中国研究项目主任,韩嵩文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美国中青年历史学家、汉学家,他早年的研究从中国近代文学史入手,现逐渐延伸至中国-阿拉伯文化交往史。他的著作包括了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林纾的文字制造厂: 翻譯与现代中国文化的生成》,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译作包括了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 China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导论,哈佛大学2014年出版)、葛兆光 What is China (《何为中国?》贝尔纳普/哈佛大学出版社)。 
    韓嵩文的研究從中國近代文學史入手,在清末民初的著名翻譯家林纾和他的事業中,他思考著翻譯作爲一種知識勞動在思想和意識形態變遷中的角色。如他所說,當中國人開始大量通過翻譯來認識世界時,渠道大多是通過歐美日等已經走向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那麽在同在列強的對立面的中國與其他正苦尋出路的古老文明之間又該是什麽的文化交流狀況?韓嵩文表示,這一研究在西方乃至中國都長期被忽視。一方面由于人文社科的學術體制,導致研究者在對研究對象尤其是文本的分類上長期處于分裂狀態,比如該研究在文本分類上可能會被歸于宗教學、伊斯蘭教研究;另一方面,又可以被歸爲以特定區域研究的範式中。這些研究的桎梏亟待打破。 
    近年來,劉禾等學者正努力以1958年開始運作的亞非作家大會爲線索,探尋緊接著萬隆會議後“冷戰壁壘中的一場亞非文學翻譯運動”。而韓嵩文則希望從更早的源頭開始,搜索這些故事在新中國建立之前的伏筆。他想指出,這一部分支持新中國早年外交格局的語言和文化大家恰恰應追溯到三四十年代的這批交往與翻譯運動。三四十年代殖民體系尚未瓦解,這一翻譯不僅是在中文和阿拉伯文兩種語言之間直接的往來——如我們今天的做法,而是在近代遭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入侵並試圖通過自我改革來獲得新生的兩種文明間的翻譯活動。譯者的兩端都處于劇烈的變動和更新之際,譯者如何理解新的自己和新的對方便成了問題所在,而他們的筆下則是透露文化政治的信號。從19世紀中晚期開始,阿拉伯世界開始了自己的內部“啓蒙”或“複興”運動(Nahdah),伊斯蘭世界開啓了爲應對西方現代性崛起而通過回溯自身文化傳統並進行策略性地再闡釋,以便實現自身現代化的重要努力。一些伊斯蘭學者一方面不得不以西方爲鏡像來認識自己,檢討自身的“弊病”,另一方面,也主動地希望爲傳統經學教育注入新的活力,而非通過愈加保守來回應西方侵略。這大致也是中國在19世紀到20世紀間的需要解答的諸多根本問題之一。中國人在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多種痛苦嘗試後,終于彙聚成了有著多個面向卻相守這同一內核的五四運動及其人群。五四一方面是對巴黎和會憤怒抗議,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延伸至中國的後果,另一方面也是新生共和政體(如袁、張之複辟)的危機的回應。五四不僅只發生在1919年那一天,也不僅關乎民主與科學,它更大的意義在于其作爲關鍵的事件開啓的漫長曆史。從那以後,思想與文化普遍地邁向平民化、大衆化,而群衆也作爲主體走上曆史的舞台。在伊斯蘭世界裏《月華》和《清真铎報》等雜志都受到它的影響,分享了它關于破舊立新的精神。在這一較寬泛的年代,當這批學生前往埃及時,三十年代的中國,在漢語言語言文字都在經曆著重大變遷,那時巴金已在嘗試用世界語寫作,而關于漢語拉丁化的聲音也是此起彼伏,激進的思想者和革命者早已認爲廢除漢字到了勢在必行的境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部分傑出的回族知識分子背負革新中國文化與伊斯蘭的雙重使命踏上西行的道路。埃及方面並非對中國不熟悉,1911年,埃及主要報紙都在關注辛亥革命,他們討論了清朝的覆亡到底對東方的整體命運意味著什麽。在這個意義上,如韓嵩文說,萬隆之前,東方之間的相互了解已經開始了。 

    部分留埃回族学生合影 (1934年) 
    在1931到1937年期間,這部分傑出的回族知識分子肩負雙重的責任,在埃及國王和中國政府及伊斯蘭團體的資助下,分五批來到埃及著名的愛資哈爾大學,時爲阿拉伯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化重鎮。馬堅應該是這撥學生最爲中國穆斯林所熟知的,他是《古蘭經》的第一個全本中譯者,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漢語的《古蘭經》都是他的心血。馬堅留埃期間,總是不斷被人問起中國的孔夫子,他便將《論語》譯成阿文。納遜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中國家喻戶曉的阿拉伯民間文學《一千零一夜》的譯者,最初出版時叫《天方夜譚》(四卷本,1949)。另一位叫做海維諒,此人天賦甚好,寫作穿插著阿拉伯文、波斯文、烏爾都文和英文,後來去了台灣,成爲台灣伊斯蘭教的棟梁;而馬俊武則是韓嵩文在講座上主要提到的人物。1934年前往愛資哈爾大學,1946年調任回部(新疆),後調任民國政府駐馬來西亞大使館。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成立後,馬俊武沒有前往大陸,也沒有去台灣,而是留在馬來西亞,從事教育,並參與了馬華文壇。 

    塔哈·侯賽因是一位盲人作家,他的“閱讀”和“寫作”主要靠聽說功能完成,聲音成爲關鍵元素,因此其作品的言辭間有高度的音韻美 
    馬俊武的主要譯作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文豪塔哈·侯賽因(時譯“太浩虛生”)的自傳體小說《童年的回憶》(前兩部)並于1947年由商務印書館“阿剌(拉)伯文學叢書”系列正式出版。這一著名文學作品通過塔哈自己的青少年生活,描寫了二十世紀前期革新意識的伊斯蘭知識分子和傳統經院思想之間的鬥爭。小說抨擊了埃及固有的社會及文化形態,甚至包括對愛資哈爾大學的各種問題的剖析,應屬反映阿拉伯知識分子認識並了解世界的偉大小說。實際上,馬俊武分別于1940年和1947年寫過兩個譯序或跋。韓嵩文發現這兩個版本之間的極大差別。 
    1940年的跋中,馬俊武寫道: 
    譯文的大部分,全是嚴格的直譯,因想保持本來的一點精神,是故詞句稍較生澀,含義的領會,難免不無毫厘千裏之差,亦聽其自然而已。
    而在1947年出版的書中,他在跋裏寫道: 
    這次奉調回部供職,過印度洋時,把譯稿取出,重新對照原文校閱一遍,修潤了許多缺點,“譯著較創作難”,幾乎成爲評定,尤其翻譯一種文學名著,一方面要顧及譯文的結構,使它成爲“引車賣漿者流”的話語,同時還要不失原文的精神,自信功夫是下夠的...
    在新的跋中,馬俊武已經有意識地希望譯文能盡量地通俗,其對“引車賣漿者流”的引用也說明他關注到了魯迅等人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論戰。 
    在新書序中,馬俊武寫道: 
    《童年的回忆》,作者把他的身世与社会打成一片,用小说题材写出,是一种典型的人物供状! 要是能把鲁迅先生《阿Q正传》、《故乡》、《鸭的喜剧》一相对照,就可以知道他趣味的浓厚了。
    他明确地将塔哈·侯赛因的作品与鲁迅对其童年及家乡故事的回忆放在一起比较,这是韩嵩文留意到的“平行的文化和文学现象”(parallel developments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实际上,《月华》杂志是穆斯林知识分子中受到五四影响较大的,这部分开明的文化群体热切地追求启蒙、革新,直面世界潮流。这样就不难理解,马俊武对塔哈·侯赛因的小说的认同,阿拉伯语也体现着文言与白话,古典与现代的分别甚至争斗。他实际上也是在通过翻譯來表達對發生在漢語裏的文化運動的認同: 
    他碰到這樣的環境,難免不遭受這樣的厄運,那是必然的趨勢,他所攻擊的對象是舊時的教育制度,以及鄉間塾師的誤人子弟和異端邪說的盛行,把新舊的思想形成了一個劃時代的轉變,舉一反三,使人讀了非常感興趣。 
    書的正文反映了馬俊武在序和跋中的說法,韓嵩文通過兩段譯文舉例: 
    这天虽然新年的征兆已显,但孩子却变成一个疲乏潦倒的人了。他遭遇这样危急的征候,简直没一人注意而加以疗治。乡村的妇人,有一种卑贱的哲学和域外的知识,她们依靠这种信心,所以孩子初病时,虽这样严重,母亲却漠然置之,谁个孩子吃了五谷不生毛病,只须一日一夜就全愈。(译者序,《月华》 1940年第12期) 
    而在1947年,商務印書館的譯本中,我們能發現這段話被明顯地簡略和口語化了: 
    這一天雖然是過新年,但是孩子卻疲倦不堪,他遭遇這種眼痛的急症,卻沒有人注意他,鄉村的婦人有一種淺薄的知識,認爲誰個孩子喫了五谷不生毛病,只須一日一夜就能全愈。 
    馬俊武在塔哈的作品中看到了魯迅影子,那是因爲他自己心中對魯迅作品的認可,也是譯者對同爲受欺壓民族的投射及期許:對“舊文化”的批判和改良是他們無論從國家認同還是文化歸屬上來說都必須面對的共同事業,他們作爲生活在東亞的中國人和以中東爲重心的穆斯林同胞在近代危機中重疊在一起,迫使他們呼喚新的知識分子,茅盾時任《小說月報》主編時所重視的“弱小民族的文學傳統”在這裏清晰可見。 
    可以說當時這批回族知識分子用他們的譯筆串聯起的是兩個遠在亞非兩端,卻都在力求自我革新、實現文化平民化和大衆化過程中的兩大文明體。中國與阿拉伯世界,在中國穆斯林身體和思想的長途跋涉中最終互相映射、互相理解,並成全彼此對自身在二十世紀激烈變動的世界格局中所處位置的理解。而這些翻譯的便是日後打破冷戰壁壘的一種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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